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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中期,清政府官方书写中的明太祖形象探究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君主当中既富有传奇色又颇具争议性的一位。

他布衣出身,早年丧父母,迫于生计便出家为僧,命运多有不顺。及至壮年,身处元末乱世的他加入起义军。此后多年辗转作战,翦除群雄,驱逐蒙古于漠北,开创的大一统局面西汉以后所未有,极富传奇色彩。

而在其在位的31年里,他所施行措施却颇具争议。

一方面明太祖革除胡风,重现汉官威仪,并对元朝实行的宽松混乱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因其自身性格多疑且残忍,享国期间行事尤为强硬,粗暴干涉学术自由。

明史材料浩如烟海,与明太祖朱元璋相关的材料虽然良莠不齐但不可谓不多,

其中较为重要的史学著作有《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而私人笔记更加数不胜数。如此丰富的材料客观上为明太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一、明代明太祖形象回顾

有明一代,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与明各个时期的时事政治存在相关性。

明初因严格且特殊的政治环境,士人不敢妄言国事,即便落笔者亦多有溢美之辞以图自全,因此这一时期的明太祖形象几近完人。比较典型的如二百五十七卷的《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前后三版,存世两本删篡严重。

在如今可见的《明太祖实录》版本当中,朱元璋的早年身世颇具神话色彩。

从明太祖出生的异象开始,如其母梦见神仙授予仙丹,明太祖出生之时有邻里以为失火的亮光等。《明太祖实录》书写中屡屡出现这样的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中常用的神迹模式。这种神化的行文显然是出于表达朱明政权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而明太祖中年以后的事迹因其身份显赫,经历不易虚构,因而士人往往进行有目的的删节,

如《明太祖实录》对空印案的熟视无睹。因此,《明太祖实录》书写的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即基于官修正史的惯用笔法记录明太祖的事迹,刻画和塑造他的正面形象,完成了对明太祖的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处理。

据此可知《明太祖实录》虽然很大程度上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明太祖的直接材料,但是

其自身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并且塑造的明太祖明君形象有片面化的嫌疑。

明成祖身后高压政治有所收敛,明仁宗继位即赦免方孝孺族人。明宣宗以后朝政黑暗加剧,此时的私人笔记更加关注时事,而且古人关心时事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追述历史。因此,

士人往往以论史为名批评过去来影射当下,明太祖朱元璋形象也因此逐渐走下神坛。

加之时有超出官方意识形态范围的私修野史出现,民间对朱元璋的历史叙述就更趋向加多元。

如至明英宗朝天顺七年,记录不少不利于明太祖朱元璋明君形象的方孝孺文稿《逊志斋集》复出。其中方孝孺其父因“空印案”得牵连而死,故而《逊志斋集》对《明太祖实录》所熟视无睹的空印案有记载,并且于其他文章中对此案亦不避讳。

《逊志斋集》中的《叶伯巨郑士利传》描述了明太祖在处理“空印案”时刚愎自用、拒不纳谏的史实。

进言者叶伯巨“瘐死狱中”、郑士利“输作终身”,并且“竟杀空印者”。此中亦有郑士利“为天子杀无罪,为可痛耳”的感叹。

至明中后期,民间与明太祖有关的作品当中,徐祯卿撰《翦胜野闻》与祝允明的《野记》比较著名。

这两部著作所记录的内容均反映出明太祖朱元璋喜怒无常、残暴嗜杀的一面。

虽然这两部作品所记史事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学界亦有声音认为关于洪武年间文字狱“惟见于晚出的野史稗乘,或传录间巷耳谈,或经后人渲染夸大,真伪莫明”,但是以评论史事映射其时的黑暗政治的意图明显。由此可见,

明太祖的明君形象的叙述在专制有所放松以后开始出现争议。

此后,一方面因为明朝政治的日渐混乱与复杂;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各种笔记资料的复出或者发布,有明一代文人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关注始终有增无减。

虽然其间有不少材料真伪难辨,但是关于明太祖的明君形象的争议越来越大却是事实。

二、清代中前期官方书写中的明太祖形象

关于明亡的历史原因众说纷纭,但弊政丛生、天灾频繁、阉寺擅政、吏治败坏无疑都是明亡的极重要的原因。

加之频发的天灾催生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明政府对外又要应对来自方兴的后金政权的强力挑战,易姓改号的必然性已经高于了偶然性。

满洲乘明首都被李自成攻陷之时引军入关,逐鹿中原,又得汉臣辅佐,遂成帝业。

但因为新的大一统政府是一个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外族政府,因此他们对前代的历史记忆的处理就夹杂了更加复杂的现实政治意义。自清世祖起,历代清朝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关心以明太祖形象为代表的明代历史记忆的处理问题。

清代诸帝的明孝陵祭文清。

中前期的历代皇帝尤其热衷于祭祀明太祖。顺治元年,清朝尚未实现国内统一之时清世祖便派大学士冯铨祭明太祖及诸帝。次年多铎平江南、谒明孝陵,“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孝陵”。

清代皇帝刚一入关即如此关心明孝陵祭祀问题,顺治八年清世祖遣祭文,可见在初期的清政府的法统观念当中,

以武勇平定天下、得国极正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中原法统相当重要的象征。

而清世祖也有意识地通过对于明太祖的祭拜,表达自己对中原法统观念的认同以及清政府法统是上承明代的政治观点。

此后,清圣祖也曾六次亲祭明孝陵,并且时常遣使往祭。

在顺治以后,清圣祖时期依然面临着满族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争议。因此从清圣祖刚一登基就遣使祭拜,遣祭文当中,有关于声明清代法统继承于明朝的表述依然突出。

清世宗时清政府法统争议渐息,加之清世宗执政时期相较于前后并不长,未曾亲自造访明孝陵。

但清世宗亦遣使祭拜,封明裔知府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族内人丁正白旗。

但是当清世宗面对吕留良案再次提出法统争议时,

清世宗在《大义觉迷录》中写道:“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太宗皇帝命将兴师……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

关于前论是否中肯不在拙文讨论范围之内,但前论足以证明

清建国以来频繁祭祀明太祖、优待明宗室是清朝对自身法统继承于明朝的说法的一种维护,

也是其在舆论上打压反清言论的一种手段。

清高宗时,海内承平日久,清高宗亲至明孝陵所发的祭文则明显更加关注于明太祖的文治武功而非其法统之正了

。乾隆二十二年,清高宗亲临明孝陵发布祭文,其对明太祖的溢美之辞已经接近全文的一半,显著高于前代祭文。而全文对明太祖法统之正与清政府法统上承明代的问题只字未提。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清代皇帝对明太祖祭祀的动机不同,需要的明太祖形象也不同。

明太祖的形象书写也发生了从清世祖、清圣祖初期时期的中原正统皇帝的代表到清高宗的明君圣主变化。

《明史》书写中的“明君圣主”。

中国古代王朝对前代的官方评价就是新政府组织为前代修史。清代官方对于明太祖的评价虽然出于另一种目的,但也吸收并使用了不完全相同于遗民群体的叙述方式,塑造了一个以正面形象为主明太祖形象。

官修《明史》全书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明太祖有本纪三卷。清圣祖似乎是出于安抚明代遗民的用意,

责成负责纂修《明史》的官员为尊者讳,尽量少记载明朝皇帝的负面形象。

加之参与《明史》编修的人员当中本身就有万斯同之类与遗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成员,因此官修《明史》虽然是没有《明太祖实录》编纂时期那样的政治压力,但是

在有关明太祖的叙述上往往小心谨慎,并且主要参照《明太祖实录》对明太祖的叙述。

因此,与《明太祖实录》相似,

史官为了掩盖明代皇帝的一些暴虐或昏庸行为,往往闪烁其词一笔带过,或者直接视而不见。

史官如此惜墨如金的做法显然是想要塑造一个更加正面的明太祖形象。

在《太祖本纪》结尾处,《明史》编纂官们对明太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明史》编修至定稿刊刻历时九十多年,最终成书于乾隆初年。显而易见,

在清政府尊明的压力和明代遗民的愿望等各方权衡下,《明史》中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形象几乎没有缺点,

是顺天应人的正统皇帝与标准的“明君圣主”。

三、总结

综上所述,

清政府官方为安抚遗民而谨慎编写《明史》并对其中的明太祖形象进行美化

,而清朝皇帝则是热衷于参拜明孝陵以巩固自身王朝的合法性。

因此虽然出于不同目的,但是所树立的明太祖形象大致相似,只是前期清代皇帝的祭祀比遗民和《明史》中的叙述更加注重于明太祖的得国之正而已。

明太祖在清前中期清政府的官方书写中是凭借武勇平定天下的正统皇帝,也是标准的明君圣主。